我父亲潘天寿先生一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认为中、西方绘画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两大高峰。在50—60年代又一再呼吁“对民族艺术要有自信”，“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他对于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坚强自信在文艺界有目共睹。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在20世纪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中，潘老先生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为什么还能坚信中国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价值？他的文化自信是从哪儿来的？根据我在长期生活中的了解，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来源：

    一是潘天寿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切理解与热爱。因为中国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有数千年历史，博大精深，要真正理解很不容易。他自幼读私塾，国学是他的根底。“四书五经”对他来说不仅是知识，而且是道德准则，是毕生实践的人生理想。“诗、文、书、画”是他从小热爱、不离不弃的生活内容。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是他一生遵循、知行合一的人生底色。潘天寿不是一位以卖画为生的画家，而是治学严谨，坚持教育救国立场的文化人。潘天寿对于中国绘画、中国诗词、中国书法、中国书画史论的研究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所以，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是深切的、是熔化在血液中的。有长期的研究，才有深切的理解，才有由衷的热爱，才真懂其中的文化价值，才能对民族文化有真正的自信。

    二是潘天寿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有长时期深切的考察与判断。近代以来，中国遭遇重大的民族危机。20世纪的中国文化领域，交织着中西古今的复杂矛盾。中国的文化人，面临着既要革故鼎新，救亡图强，又要学习西方，实现现代转型的双重任务。这就要求必须要有面向世界的全局眼光与胸怀。潘天寿19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五四”运动在南方的重镇，校长经亨颐和教员李叔同、刘大白、鲁迅等人，将西方的哲学、文学、自然科学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这样的知识结构，使潘天寿能够在十几年的艺术生涯中深入地研究比较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结合美术学院十几年教学经验，从而提出“两大高峰”的论断和“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明确主张。

    潘天寿的文化自信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的深切理解，也来源于他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视野。正如潘老先生一贯教导学生的：中国的艺术和西方的艺术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两大高峰，各有其伟大的成就，而且，也应该各有其光辉的未来。在当今世界走向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格局的趋势中，潘老先生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坚强自信和世界眼光，是可以给我们后辈深远启示的。（摘自作者在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